要素导向的大尺度城市设计编制流程及控制方法研究——以天津滨海核心区西部城区实践为例

2017年实施的《城市设计管理办法》为中国城市设计带来了新的机遇,同时也因将研究重点转向更大的尺度而给相关实践带来了新的挑战。为此,以天津滨海核心区西部城区为例,提出了基于要素控制并结合城市发展时序的大尺度城市设计编制流程。首先编制区域控制性城市设计,重点塑造区域整体结构和空间秩序,形成理想化的设计蓝图;进而编制实施性方案,落实控制性方案的设计策略并面向区域现状和实际需求进行深化调整;最终面向近期开发地块,编制开发建设方案,指导具体建设。同时对城市设计的要素控制方法进行了探讨,结果显示,编制流程和要素控制机制可使大尺度城市设计的理想蓝图层层深入,逐渐走向对具体地块的开发引导,完成从整体结构控制到项目建设方案控制的过程。     

大气颗粒物污染视角下的城市街区健康规划策略

城市街区是城市肌理、空间形态、功能管理与城市健康环境建设的基本单元,应对以PM10、PM2.5为主要污染物的大气颗粒物污染,具有较高的实操性。基于城市街区影响大气颗粒物浓度与分布的要素、作用路径,以及国外城市应对大气污染的空间规划策略的经验总结,从控源、引流、集汇三方面提出基于大气颗粒物污染改善的街区空间环境优化设计方法与规划指引内容。旨在为我国普遍的城市街区提出空间形态优化策略,塑造生态健康的城市基本单元。     

基于LCA的城市绿地管养对环境影响的量化方法探讨

城市绿地是重要的绿色基础设施。城市绿地要实现设计目标,保持长久的景观效果离不开持续不断地养护管理,同时管养工作又会带来物资消耗和废弃物排放,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基于生命周期评价方法(LCA),以资源能源消耗和气候变暖潜值作为对环境影响的主要因子,将城市绿地划分为乔木、灌木、地被和草坪层,建立了管养对环境影响的量化模型。以郑州市郑东新区绿地为研究对象,选取34个植物群落(20m×20m)为样本进行了验证,计算得到各植物层管养资源能源消耗和气候变暖潜值特征量以及管养工作标准化加权环境影响指数。结果表明,乔木的管养环境影响指数最低,比群落均值低32%;施肥和垃圾清运是环境影响的主要因素,占群落管养环境影响指数均值的75%以上;与农林业相比,城市绿地管养环境影响指数处中低水平,但资源能源消耗因子的影响指数偏高。基于LCA方法的研究结果可以为城市绿地设计和精细化管理提供量化参考。     

空中庭院与半围合式住宅感知密度的关联性研究——以广州万科峯境为例

在半围合式城市住宅中,感知密度是居住体验的重要环节。空中庭院能够缓解高密度环境中的拥挤感,优化其空间形态,是改善环境感知的建构基础。使用虚拟现实技术进行密度感知实验,能探讨与空中庭院形态相关的视觉因素——可视性和绿视率对环境感知密度的影响。将广州万科峯境作为原型建立15组以可视性与绿视率为变量的实验模型,通过采集受试者对不同环境感知密度的主观评价,反映实验样本的空间特征,进而分析主观评价与客观量化之间的关联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半围合式城市住宅空中庭院的可视性与绿视率是影响居住环境感知密度的重要因素;呈线状分布的、具有视觉层次性的空中庭院更受大众青睐。     

2035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与城市群主体空间形态

城镇化是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引擎,城市群是城镇化的主要空间形态。本文按照“是多少”“主体在哪里”的逻辑顺序,依次研究2035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和城市群主体空间形态。在简要回顾城镇化历程的基础上,通过多模型筛选,预测2035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将达到73.41%~74.53%,并通过与相关研究比照、与八大发达经济体进行对标研究,对预测结果进行验证。城市群主体空间形态由具有较大首位城市、较强吸引力、紧密经济社会联系、承载未来主导产业和有效促进国家战略格局形成的核心城市群构成,是国家未来国土空间结构的大骨架。为此,从首位城市人口规模、城市人口流动方向、城市群内部经济社会联系、未来主导产业空间分布和国家战略政策影响等五个方面构建分析框架,并依托路径依赖理论预测2035年中国城市群主体空间形态将由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长江中游五大城市群构成。     

广州市外来人口的空间分布变动分析

利用第三、四、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对广州市外来人口空间分布进行分析。1980年代以来广州市外来人口在数量急剧增长的同时,其空间分布格局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即由原来主要集中于中心区转向主要集中于近郊区,并逐渐向远郊区延伸。针对外来人口的空间变化规律,提出了加强城市人口管理和城市规划建设的建议。     

网络节点特征与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提升——基于节点枢纽性与节点聚集度视角

随着城市间创新联系的持续增强,城市创新网络的优化与发展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日益凸现。部分研究考察了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和城市创新网络特征的影响,但鲜有文献关注城市的网络节点特征对其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尤其缺乏相应的经验分析。本文认为,在城市创新网络中各个城市即网络中的节点,创新资源和活动在节点的聚集产生规模效应,创新资源和活动在节点间流动则带来溢出效应,两者都有利于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因此,反映节点在网络联系中重要性的节点枢纽性和反映网络中不同节点聚集成团程度的节点聚集度提高,均有利于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节点枢纽性的提高对城市自身的基础设施建设提出更高要求,因而可以通过改善基础设施的路径促进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提升;节点聚集度的提高为城市金融发展带来更多的需求和机会,因而可以通过增加创新投融资规模的路径促进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提升。在城市密度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城市间的创新联系较便利,节点枢纽性提高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促进作用较大;而在城市密度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创新聚集的效率相对较高,节点聚集度提高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促进作用较大。以2010—2018年中国279个城市为样本,通过引力模型构建城市创新网络,进而测度节点枢纽性和节点聚集度,分析发现：节点枢纽性和节点聚集度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在节点枢纽性促进城市绿色创新效率中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城市金融机构存款水平在节点聚集度促进城市绿色创新效率中具有显著的遮掩效应;节点枢纽性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效应在东、中、西部地区依次减弱,而节点聚集度的促进效应依次增强。相比已有文献,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拓展和深化：一是从网络节点特征角度拓展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二是从影响路径和区域异质性层面深化网络节点特征影响创新效率的机制研究,三是为通过改善网络节点特征促进绿色创新效率提升提供经验证据。本文揭示了城市创新网络进化（节点枢纽性与节点聚集度提高）对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重要作用及其影响路径和区域异质性,有利于在新发展阶段通过优化城市网络发展格局进一步促进创新发展和绿色发展。     

大连市流动人口的社会救助现状

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目前大连市社会救助体系已基本实现了全民覆盖。但是受我国"二元社会结构"影响,流动人口在生活、就业、社会福利及维权方面仍处于弱势地位。分别从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灾害救助、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临时救助、民间救济、法律援助和监督管理11个方面,对大连市流动人口的社会救助现状进行了调研分析。     

海南省琼海市环境地质问题与防治对策建议

据城市环境地质调查结果显示,随着城市建设的加快,海南省琼海市存在地下水资源短缺、地质灾害、海岸带变迁等主要环境地质问题。本文详细论述了琼海市这些日益突出的环境地质问题,分析各个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科学的防治对策建议,为该地区国土开发整治和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提供地质科学依据。     

Comparative Urbanism and the ‘Asian City':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 and Theory

While voices in the comparative urbanism literature call for researchers to approach comparison with more experimental and critical methodologies, there remains no consensus on how to design and realize these studies. This essay examines the implications of comparative urbanism for researching the ‘Asian City'. Given the critique of existing modes of comparison embedded in recent calls for a new comparative urbanism, researchers are faced with a number of pressing questions: How do we approach this ‘regional' topic in a way that both resists categorizing the ‘Asian City' as an exotic ‘other', elevating it onto a mythical pedestal, yet appreciates its differences, localisms and unique ‘cosmopolitan vernacular' (Clifford, 1997; Werbner and Modood, 1997)? This essay thus highlights the multiple challenges of applying the comparative lens to the ‘Asian City', arguing that broader conceptualizations of the ‘Asian City' help to address the dangers in isolating Asian research into its own canon of parochial urban theory and offering a greater diversity of possibilities for justifying case selection in comparative approaches. In doing so, we hope that this essay responds to the comparative turn by illuminating to some extent its inherent complexity and methodological challenges.